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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是一个全球性的会员组织,支持并协调191个国家红会在人道行动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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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是全球各国红会与红新月会的联合组织,也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它在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前、期间和之后开展工作,支持以社区为主导的行动,旨在减少脆弱性、保护生命并增强社区韧性。联合会总部设在日内瓦,通过由191个成员国家红会及其志愿者、工作人员和当地分支机构组成的网络运作。 该组织于1919年5月5日在巴黎成立,最初名为“红十字会联盟”。其成立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红十字会亨利·P·戴维森推动,他认为红十字会应有一个常设国际机构,不仅关注武装冲突救援(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传统领域),还应关注公共卫生、流行病、自然灾害以及和平时期国家红会的发展。戴维·亨德森爵士成为首任总干事。联盟最初汇集了战胜国协约国的红会,但随后逐步扩大成员范围,变得越来越具有普遍性。 IFRC与ICRC有所不同。ICRC的职责主要与武装冲突和国际人道法相关,而IFRC则支持国家红会在灾害应对、健康、发展、备灾、气候相关风险减少、移民及其他人道工作方面的工作。这两个组织在更广泛的运动中与国家红会合作,其各自职责已通过运动章程和协议(包括1997年《塞维利亚协议》)得到明确。 联合会的工作通过国家红会及其网络实施。在紧急情况下,受灾国的红会通常作为东道主国家红会,而其他红会则作为合作伙伴国家红会提供人员、资金、技术专长或物资。IFRC秘书处负责协调国际支持、发起呼吁、管理或支持行动、推广共同标准,并向政府和国际机构表达人道关切。其方法强调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性。 早期优先事项包括流行病控制、护理教育、急救、青年项目以及国家红会的创建和加强。联合会的行动作用通过重大灾害得到增强,包括1923年日本地震、战后救济、严重天气紧急情况和大型公共卫生危机。其当时最大的行动是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开展的,数十个国家红会和数万名志愿者支持了救济和恢复工作。自二十世纪末以来,联合会日益将紧急响应与备灾、长期发展、减少灾害风险和倡导相结合。 IFRC不是商业消费品牌,也不销售传统产品组合。其主要服务包括人道协调、紧急呼吁和响应、健康和急救项目、能力建设、备灾、气候和韧性工作、移民支持、政策倡导以及向成员红会提供技术援助。它还参与制定人道标准和提高公众对风险的认识。该组织将红十字与红新月网络描述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网络,通过几乎覆盖所有地区的地方分支机构和志愿者接触弱势群体。

沿革

IFRC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人道合作的重新组织。1919年5月5日,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红十字会的代表在巴黎成立了红十字会联盟。美国红十字会战争委员会主席亨利·P·戴维森是主要发起人,戴维·亨德森爵士成为首任总干事。新机构旨在补充而非取代ICRC,为运动提供一个致力于和平时期卫生工作、灾害救济和国家红会发展的机构。 联盟早期与ICRC在权威、职责以及战败国地位问题上存在机构紧张。1920年代的国际红十字会议帮助明确了职责分工,1928年章程正式确定了合作安排。秘书处于1922年从日内瓦迁至巴黎,但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返回日内瓦,因为瑞士的中立对行动连续性至关重要。此后一直留在日内瓦,并于1959年迁至现址小萨科内总部。 最初几年强调信息交流、流行病学、公共卫生、护理和青年教育。联盟观察了波兰的斑疹伤寒疫情并传播预防信息。其首次重大国际救济行动是在1923年日本地震后,有35个国家红会参与并收到大量国际捐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还促进了研究生公共卫生护理、贫困相关项目和道路事故急救。1930年代末,它支持了与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中日战争相关的平民救济。战时安排,包括1941年成立的联合救济委员会,帮助联盟和ICRC在困难的政治条件下继续援助国家红会。 在中断六年后,联盟理事会于1945年10月再次开会。战后救济、难民援助和对恶劣天气的响应扩大了其行动作用。1948年,它参与了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紧急计划,负责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的工作。1950年代初的灾害导致了更系统的呼吁和实地行动。非殖民化随后导致认可的国家红会大幅增加,使联合会更具全球代表性。联盟和ICRC于1963年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该组织于1983年更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盟”,反映了红新月标志的日益使用。其章程于1986年纳入了运动的“基本原则”。1991年,大会通过了现名“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1997年《塞维利亚协议》进一步明确了IFRC和ICRC如何领导或支持不同类型的国际行动。 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从单一的多边响应模式转向东道国和伙伴国家红会之间更加多样化的合作。1998年的米奇飓风是这种变化行动环境的重要例子。2004年印度洋海啸产生了当时联合会最大的行动,将国际援助与当地志愿者和国家红会能力相结合。如今,IFRC将紧急响应与备灾、预期行动、健康、移民支持、减少灾害风险、气候适应、韧性和人道倡导相结合。其核心模式仍然是一个由扎根于当地、法律认可的国家红会组成的全球联合会,在共同的人道原则下运作。

  • 2004

    印度洋海啸响应

    [6]

    联合会协调了涉及40多个国家红会和超过22,000名志愿者的大规模救济和恢复工作。

  • 1997

    塞维利亚协议

    [5]

    IFRC和ICRC就运动内部职责分工和协调领导达成框架。

  • 1991

    采用现名

    [1]

    大会通过了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这一名称。

  • 1983

    名称中加入红新月

    [1]

    该组织更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盟。

  • 1963

    诺贝尔和平奖

    [4]

    联盟和ICRC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 1923

    日本地震救济行动

    [1]

    联盟和ICRC协调了对日本地震的大规模国际响应,涉及35个国家红会。

  • 1919

    红十字会联盟成立

    [1]

    来自五个协约国的国家红十字会代表在巴黎成立联盟,以协调和平时期的卫生、救济和国家红会发展。

产品与定位

一个中立、独立和公正的全球联合会,使当地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组织能够预防和应对人道危机。

  • 人道主义响应

    紧急呼吁和行动

    当灾害、流行病或其他紧急情况超出受影响国家红会的能力时,IFRC支持协调的国际呼吁和实地行动。援助可包括资金、物流、技术专家、救济物资、住所、健康服务、保护和恢复支持。行动通常围绕东道国红会和当地分支机构设计,伙伴红会提供资源。

  • 健康服务 · 1919

    健康和急救项目

    通过国家红会,联合会支持社区健康、流行病防范、疾病预防、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血液服务和急救教育。这些项目旨在危机发生前提供健康知识和基本援助,同时在疫情和紧急情况期间加强响应能力。

  • 风险降低

    备灾和韧性建设

    IFRC帮助社区和国家红会预测灾害、改进预警、制定应急计划并减少灾害暴露。其工作日益包括预期行动和气候适应,以便在预报事件造成最大损害之前开始援助。

  • 能力建设 · 1919

    国家红会发展

    联合会为国家红会提供治理、组织、财务、志愿者管理和技术支持。它还与ICRC合作建立和认可新红会,帮助它们发展服务社区和参与运动所需的能力和问责制。

品牌决策

  • 1997

    关于运动职责的塞维利亚协议战略

    背景

    经过数十年的合作和职责的偶尔重叠,IFRC和ICRC需要一个更清晰的行动框架。

    采取的行动

    他们通过了一项协议,明确了国际行动的主要职责和协调安排。

    后续影响

    该协议成为运动两个国际组成部分之间合作的关键参考。

  • 1991

    采用国际联合会名称战略

    背景

    红新月国家红会的增长使先前的联盟名称日益不完整,并促使正式的组织更名。

    采取的行动

    大会将该组织更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后续影响

    新名称成为联合会的官方身份,并反映了其成员构成的更广泛性。

来源6 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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